花旗银行巨亏，引发全球金融震荡，国开行欲出资购股，引发“解放军”援外争议。把经济问题政治化是中国流行的思维模式，至今阴魂不散，所以见怪不怪。不过，先有中国投资公司入股黑石和大摩，再有国开行出资花旗的意向，我们的决策是否过急过快?中国是否应该有此决策？的确也应该讨论。

　　1990年花旗银行也曾陷入房贷危机，一个神秘人物主动出资2.07亿美元买了花旗4.9%的股权，悄然化解了花旗银行当时的资本金危难。这个人就是有“中东巴菲特”之称的阿拉伯王子阿尔瓦里德（Alwaleed）。今天看来，投资花旗银行是阿尔瓦里德最精明也是获利最高的投资，可谓名利双收。

　　过去两年中国经济最大的变化之一是国家成为一个世界级投资人，所以国家的投资行为已经不同于以往了。入股花旗究竟是投资还是援助？答案显然是前者，所以就只能循着投资的思路来讨论这个问题。花旗注资之需来自于次贷危机，笔者曾经写过“次贷的击鼓传花游戏”，说明次贷危机的“升级版”刚刚开始，因为次贷经过三次“打包”的证券化进入衍生产品市场的交易，危机开始从房贷危机转变为华尔街的信用危机。这时人们开始相信：次贷危机席卷华尔街，无人能够幸免于难。甚至高盛公司说自己由于预见了次贷危机即将爆发而做空获利，美国证监会还要求高盛出具相关文件证明上述说法。换句话说，华尔街现在是：赔钱有理，赚钱可疑。

　　以我在华尔街多年的经验判断，这是“戏中有戏”，其中必有奥秘。金融衍生产品市场有一个重要的功能，就是可以在一定条件下改变交易盈亏发生的时点。当某个交易已经形成亏损时，可以通过时间展期或价格换挡，把当期亏损推迟延后甚至转移为其它关联交易的亏损。这种操作在金融机构常常出现在一个灰色地带：表外业务。如果能够把表内亏损转移到表外，会计上就能够分离处理，形成“灰色盈亏”。所以在华尔街的特许交易业务（Preparatory Trading）中，经常会发生灰色的累积亏损，这种亏损积累到一定规模时，或者突然引爆，就像当年的霸菱银行破产一样，或者需要寻找借口一次性销账（Written Off）。业内的行话说：让它见鬼去吧（Let's get rid of it）。借口可以是公司有了非常规业务的一次性暴利，或者是市场有了大家公认的亏损理由。在我看来，次贷危机就是这样一个天赐良机，可以让华尔街的累积亏损有合理的借口，把灰色亏损一次性销账，甚至可以把今后几年的“盈利”都在“巨亏”中提前储备下来。简而言之，次贷危机本身的亏损是真实的，华尔街报告的巨亏却可能含有水分。因为，亏损报告的对象主要有二：一是公众股东，二是监管机构。只要股东可以理解，剩下的问题就是如何面对监管机构。监管机构此时关心的主要有两点：一是违规操作的行为，二是资本金的充足率。当公司的巨亏报告使资本充足率之忧上升为监管者的主要关注之时，通过增发股票来补充资本金就变成了公司的首选决策，其重要性甚至超过如何及时化解次贷危机。

　　如果接受以上分析，花旗银行的增资扩股就不是什么“求援”，而是一次特殊的利益分配。这并不是公司运营急缺资金，而是监管要求急缺资金，此时的增资扩股就包含着提前分配将来走出次贷危机的成长空间。分析至此，我想多数人应该和我一样支持国开行参股花旗银行了。作为一个重要的旁证，花旗银行的二次融资对象既有中东股神阿尔瓦里德，又有前花旗CEO桑福德·威尔，这两个人对花旗银行的真实价值应该最清楚不过了。国家开发银行的投资跟着中东股神和威尔决策，总比投资黑石基金更有道理。重大投资决策一定要避免非经济因素的干扰，作为国家投资的行为主体之一，国家开发银行应该吸取投资黑石的教训，尽量避免关系决策和政治决策，更不能涉嫌“援外”。外界的评论也应该在商言商，就事论事，让投资决策减少不必要的干扰。

　　次贷危机还在加深，危机的高峰期将在今明两年之内，因为更多次贷的利率将在今明两年内由固定利率转变为浮动利率，所以美联储必须在一月底大幅度降低利率，以应对次贷危机的源头可能出现的更多坏账。但是，次贷危机绝不会导致全球金融业的破产，此时投资于花旗银行这样的世界金融巨头，获利只是一个时间问题。投资机会常常转瞬即逝，投资决策贵在雷厉风行，决策的依据一要来自于基本面的分析，二要来自于行为面的分析。简言之，一要想清楚为什么？二要看清楚还有谁？这个通俗的道理，既适用于国开行参股花旗的决策，也适用于其他投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