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产权制度和资本市场的发展改变了人们的生活方式，如果我们把一个标准家庭界定为三口之家，一对夫妻一个孩子，这个家庭的成长性在哪里呢？答案是：孩子。因为孩子代表这个家庭的成长，这是生存经济阶段的标准答案。进入小康社会或发展阶段之后，标准的三口之家变为“五口之家”，多了一个房子，一个账户，因为它们和孩子一样成长，甚至比孩子更具成长性。不久前在《头脑风暴》主持讨论“以房养老”这个题目，在养儿防老、政府养老、保险养老和以房养老四个选项的投票时，以房养老的票数超过了养儿防老。一位现场观众发言说，“我现在是养老防儿，每次儿子来看我，我都要摸摸我那个房产证”，产权制度和投资市场与现代家庭之间的关系由此可见一斑。和房子相比，家庭投资和理财账户的资产更具流动性，自然更受关注。当一亿到两亿城镇人口直接或间接进入股市之后，股市暴跌必然关乎民生，政府救市就必然顺应民意。现代资本市场早已不是任由“看不见的手”自发调节的市场了，政府的失灵有时比市场的失灵更加可怕。随着国民财富的证券化水平不断上升，政府承担金融市场体系的稳定之责早已成为常识，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也就在传统的反通胀和反萧条两大目标之外，增加了第三大目标：维护金融市场体系的稳定。

　　宏观经济政策的三大目标也反应了现代经济体系的特征，二次大战后，特别是七十年代以来，传统的工业周期越来越模糊，而金融市场的周期性波动却越来越清晰，大致十年一次，周而复始。所以金融业流传着一句话：八年赚，一年赔，一年“收尸”。所以各国政府对稳定金融市场的关注甚至高于反通胀和反萧条，因为经济风暴常常起于青萍之末，政府的反萧条政策取向也要在金融市场上见微知著，防患于未然，这正是格老主政美联储时期的金融监管新理念。

　　政府的金融监管虽然覆盖了金融市场，却不会干预金融市场的常规运营。政府可基于对国民经济的分析和预测来调控通货膨胀与经济萧条，却不会在预测股市的基础上干预股市。格林斯潘在一次对话中讲过，“泡沫只有在破灭时才会消失，我的职责是在泡沫崩裂时把损失控制在最低的程度”。所以，虽然他在1996年底就评论股市的“非理性繁荣”，而后不断预警股市泡沫崩裂的风险，却只是在2000年互联网泡沫破灭时才连续11次降息救市，把股市泡沫崩裂的破坏性控制在金融市场之内，几乎没有扩散到实体经济。虽然坊间对格老当年的“不作为”颇有微词，甚至把今日的次贷危机归罪于格老对股市的“厚爱”，但是主流的政学商界对格老主政金融的评价非常之高。简而言之，格老的股市调控理念是救灾不救火，事后不事前。对证券市场的常规监管是一个层次，股灾发生后的政府救市则是另外一个层次。前者是证监会的职责，而股灾一旦发生，央行与财政部就责无旁贷。

　　救市虽然直接救了多数股民，但更深层次的目的是救市场、救股改。股市的暴涨暴跌揭开了中国股市内在的制度性缺陷，并危及到股权分置改革的成功。众所周知，“大小非”股获得流通权是股权分置改革的深化，也是股改对价合同的履约。如果“大小非”不能如期获得流通权，对于个股是违约，对于市场则是失信。证券市场的监管有两大目标：一是保护投资人的权益，二是要维护市场的诚信。如果市场失去了诚信，股权分置改革的努力将会付诸东流，就等于是“推倒重来”。随着股权分置改革的阶段性推进，金融监管体制的改革也必须与之配套，提高各大监管主体之间的协同性和监管政策的市场化。所以，今日的政府救市也可视为新体制的一次预演，从这个意义上说，股灾与救灾也是证券监管体制的市场化改革，加速了中国资本市场的发展和完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