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黑色星期一”之前，股市就像“珍珠港事件”发生之前一样平静，头条新闻是里根夫人到医院做乳腺癌手术。格林斯潘在周一晨会后登机飞往达拉斯，次日有他的演讲。据说在这次晨会中，美联储班子和各地央行的行长们已经有所警觉，会议记录显示曾经讨论了降低利率和注入流动性等应急措施。下午四点，格林斯潘在达拉斯走下飞机，一个惊慌失措的美联储官员告诉他，股市以暴跌508点收盘，格林斯潘当时一愣，立刻取消了预定的演讲，返身登机飞回华盛顿，连夜召开了紧急会议。次日开盘前一个小时，格林斯潘发表了如下简要声明：“联邦储备委员会，根据其国家中央银行的责任，今天重申它时刻准备着发挥其清偿来源的作用，以支撑经济和金融系统”。

　　但是在突如其来的打击之下，投资人已经失去理性，上午股市继续狂跌，市场上流传的只有“恐慌”二字，恐慌像瘟疫一样在全球蔓延：东京股市跌15%，伦敦下跌10.8%，巴黎下跌9.7%，悉尼下跌25%，新加坡下跌20%，香港恒生指数在下跌300点后停止交易4天（10月26日再开盘当日直落1120点跌到2241点，合计跌幅超过三分之一，跌幅和过去几个月惊人相似，只是少一个零）。这是有史以来第一次全球性暴跌，市值损失高达一万四千多亿美元，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全部损失的三倍以上。在美国本土，第二次冲击波来自于芝加哥期权交易所在开市不久即宣布停市，红色警报发出，72小时内决定是否破产。大陆伊利诺银行也发出了红色警报，等待着72小时的命运裁决。后来是美联储紧急注入流动性，帮助它们走出了危机。

　　10月20日中午12点半，奇迹发生了，蓝筹股中17只股票的看涨期权（Call Option）有人大量买进，道琼斯指数随后企稳回升，指数期货合约也开始放量交易，紧接着，股票交易量放大了，主要交易所的指数都开始回升。至今也没人追究当时究竟是谁在干预期权期货市场，可以肯定地说，这些神秘买家不是华尔街的投资银行，因为就在20日当天，高盛和所罗门兄弟公司等投资银行联名申请停市，纽约证券交易所主席菲兰（Phelan）20日中午前还代表它们与财政部部长詹姆斯·贝克（James. Baker）通话，讨论是否请总统出面宣布紧急休市。财长贝克拒绝了菲兰的请求，并且上电视解读国民经济的基本面如何健康，解读里根总统的经济政策将一如既往，呼吁股市恢复信心等等。

　　1987年10月的“黑色星期一”过去了，事后人们对这次股市劫难的分析虽然很多，大家公认的结论却只有一个：是计算机惹的祸。在1982年到1987年的五年时间内，股市的大幅上扬抬高了市场的整体估值水平：股息率从6.2%下降到2.4%，市净率从1倍上升到2.7倍，市盈率从7.5倍上升到22.5倍。但在1987年以后，美国股市的估值水平很快又超过了这些当时看来严重高估的数字。计算机交易的普及使华尔街变懒了，经理们在输入许多止损单（Stop Loss Order）后就去打高尔夫了，结果在股市的恐慌性抛售发生后，不断有预先设定的机构止损单被启动，计算机开始变得比投资人更加疯狂。由于谁都不知道哪里来的抛压，投资人的恐慌被计算机的疯狂抛售加剧了，由此引发了一场震撼世界的股市浩劫。

　　这个事件说明：在股市中永远存在着三种力量的博弈，分别来自于资金动态、市场情绪和基本面。在现代经济体系中，为了保持金融市场的稳定，必须有格林斯潘式的专业化政策调控，随时准备“发挥其清偿来源的作用”，使金融体系保持充足的流动性。国内理论界流行的“三不”论是一种危险的误导，不仅缺乏理论的常识，而且缺乏历史的常识，本质上是排斥政府对经济的宏观调控，排斥虚拟经济的客观存在。中国经济正在经历着从市场化到证券化的转轨，性质和过去三十年从计划化到市场化的转轨一样，是一次革命性的飞跃，是大国崛起的基石。当今世界，虚拟经济已经超越实体经济成为经济生活的主流形态，我们都要适应这一历史潮流，与时俱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