企业家是具有较高风险偏好的人种，而高风险偏好的个性来自于人的游戏欲，微软帝国的简历与苹果手机同样是经典案例——无论是盖茨大帝捉“臭虫”还是乔帮主的游戏欲，改变的都是整个产业的常态——所以优秀的企业家不仅是企业经营者，而且是行业经营者。

　　企业家气质各异，有人天性残忍，爱拳击；有人天性孤僻，善潜泳；有人天性儒雅，爱玩儿赛马；还有人天性豪赌，很享受“过山车”式的刺激。企业家的“品种”差异会影响行业整合的过程，却很难改变结果，差异之中必有趋同性。因为，经商者，逐厚利也，万变不离其宗。

　　抛开企业经营理念的差异，我们来谈谈行业经营的理念，谈谈行业整合与领袖气质的关系。

　　同行是“冤家”？

　　商业领袖都是非常个性化的人物，有善战者纵横天下，此类企业家的气质是“好勇斗狠”；有善变者化敌为友，此类企业家的气质为“潇洒大度”。在行业整合的阶段，不同的领袖气质会产生不同的行业竞争格局，电子商务产业就是一个典型案例。

　　优酷和土豆是网络视频业的两巨头，上市前两家公司明争暗斗，恩恩怨怨，局外人永远也说不清楚。但在两巨头握手言和之际，任何一方若提起过去的恩怨，另一方必然拱手道歉，所以江湖上有一句流行的话：相逢一笑泯恩仇。

　　行业巨头的领袖气质决定行业的整合模式，如果优酷或土豆之中有一方掌门的天性是好勇斗狠，双方断然不会“闪婚”，行业整合的过程就不会如此平和。再说远点儿，当年广告业的户外媒体市场也有两强之争，两巨头相互“妖魔化”的恩怨情仇也有很多，但在分众传媒成功上市之后，聚众公司的掌门人虞峰只用两周时间就做出了人生中或许是最重要的选择，主动放弃登陆美国纳斯达克的梦想，选择与分众传媒合并。结果呢？分众的江南春现在是虞峰掌门的云峰基金合伙人之一，两个行业领袖的潇洒化解了一场行业“血拼”，还演绎了一段化敌为友的佳话。

　　“血拼”VS“潜泳”

　　网络商城就不同了，从当当网在美国上市伊始，其主要竞争对手——京东商城要断链子的传闻就多了起来。之后不久，苏宁易购挺身加入，一时间硝烟四起，打得不可开交。结果是网络商业的主营业态变了，参战者几乎都在玩儿“潜泳”，贴着产品的成本价“血拼”，流水倒扣不计，几乎都在用持续性融资或投资性收益来补贴经营性亏损。

　　再说远点儿，当年PPG和如今的凡客也都是网商的“潜泳”高手。PPG潜入深海失踪了，凡客隔一段时间就要浮出水面换一口气，其持续经营高度依赖于持续性的融资。从消费者的角度看，经营者之间“血拼”出的价格无疑几近提供了免费的午餐，但从行业经营者的角度看，领袖们好勇斗狠，斯文扫地，毕竟不是件好事情。要知道，当年虞峰和江南春在市场上斗了很久却从未谋面，谈合并时首次会面顿感相见恨晚，彼此发现竟然是同类“品种”的人！

非法集资若已定罪，是否应开杀戒？

    本文转载自《华夏时报》2012年04月05日。

    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法不容情是生活常识，而偏偏就在一个浙江女孩儿的非法集资案上，却有一群智者激情呼吁刀下留人，公开挑战国家的司法权威。

    中小企业的创业融资，在理论上有一个融资顺序定理：内源性融资——银行融资——股权融资。所谓内源性融资，就是在企业信用不足时用个人信用来为企业融资，融资对象通常是亲朋好友及生意伙伴。其中虽不乏有坑蒙拐骗的行为，但坑蒙拐骗的适用法律有偷窃罪和诈欺罪等，犯不上用非法集资来定罪。此外还有一个悖论：非法集资有罪，那么合法集资的“法”在何方？如果没有合法集资的法律，同样是集资行为，政府做就合法，民间做就非法，那就印证了宝光寺高僧何元普的题诗：法无定法，非法法也！

    民间集资罪的认定有两个难题：一是量刑定罪的标准是什么？二是有罪认定与集资对象多少和集资数额高低是否有关？中小企业的创业或多或少都会涉及内源性融资，集资对象多为熟人，集资金额一般较低，一直处于法无定法的灰色地带。由于是熟人熟事或乡里乡亲，投资赔了也很少有人会诉诸公堂，多半是以情代法，私下处理。如果中国的法官们笃信佛教也就罢了，因为《金刚经》讲过：世外人法无定法，然后知非法法也；天下事了犹未了，何妨以不了了之。可惜吴英案不同，涉案者、审案者和评案者都非“世外人”，都没有“不了了之”的选择。非法集资罪既然有法在先，就应该违法必究，若依法被裁定为死罪，就应该罪不可赦。无论是当事人吴英还是关心此案的学者名流，谁都不能以自己的解读为依据挑战国家的司法权威。

    然而，在成熟的市场经济国家并没有非法集资罪，在中国，非法集资罪和“投机倒把罪”大致产生于同一个时代，难免带有那个时代的烙印。在成熟的市场经济国家，涉及企业融资的法律框架重点在于规定合法集资的标准和流程，企业的私募集资主要有三个约束：一是人数限制，超过多少人就界定为公募，必须按公募流程募集资金；二是金额限制，私募金额不得超过投资者个人或家庭财产的一定比例；三是程序约束，集资方必须提供私募融资备忘录，备忘录中必须披露募集资金的投向和风险。一般说来，参与私募融资的家庭和个人都应是合格的有钱人（credential person），投资人有知情权，并可监督资金的投向和投资的决策流程，赚钱分利赔钱认亏，即便有纠纷要对簿公堂，法官也有“簿”可对，秉公处理，既无需第三方插嘴，也不会有社会争议。

    有说情者言：吴英有罪，罪不至死！这种看似有理的评论其实是以情代法，贻害无穷。如果司法解释为死罪，不杀不足以证明法的尊严；如果司法解释如同儿戏，国家公堂就与私刑无异。人有对错，法有善恶，若非法集资罪可以证明是恶法，不杀不足以彰显法之恶，此时杀人修法则可以见证法之善。在没有合法集资约定的法律框架中，民间集资的合法与非法之辨，死罪与活罪之别，几乎全在司法解释之中，而在司法解释中，唯一客观的量刑标准是集资金额是否“巨大”。然而在长期性的通货膨胀时代，集资金额是否“巨大”的客观标准必然带有明显的时代特征，30年前“巨大”金额的标准如今已是屈指可数，貌似客观的定罪与量刑的标准有着极大的随意性，而随意性极大的司法解释必然引发社会争议。此时此刻，或者是先杀人再修法，或者是先修法再容情，二者必居其一，善恶皆含杀机。